邓演达文化思想的现实意义
联合一支部 梁海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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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邓演达的文化思想中,对中国的“封建文化”进行了激烈批判,厌恶虚伪浅薄的“新士大夫文化”,而极力推崇西方文化中活跃的、富于行动性的思想;在艺术方面,他崇尚“平民文化”,认为艺术应该源于真实的生活,而且是催人上进的。作为一个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军事家、思想家、政治家,他的文化思想既有先进性又有局限性,但对当代社会仍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关关键词:邓演达 文化思想 艺术观 现实意义
邓 邓演达作为一个 “职业革命家”,一生追随孙中山先生,执着于“三民主义”。他以解放中华民族、建立平民政权为己任,坚定地反帝、反封建,成为中国革命史上一名卓越的军事家、思想家、政治家。在他的文稿、信件中,以“革命”为中心,阐述了他的政治信念、经济观点、军事思想,同时也包含了许多文化的思考。研究邓演达的思想,不但对于农工党的建设有重要的意义,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一、 邓演达文化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对中国封建文化的激烈批判
《 《邓演达文集》中,凡涉及对中国旧文化的评论,几乎都会对“孔教”进行猛烈的抨击,这是邓演达文化思想中非常鲜明的部分。在《南京统治的前途及我们今后的任务》一文中,邓演达写到:“它实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罪人,所以痛苦的中国平民应该和它—— 孔教——不共戴天。”在他看来,中国封建文化是古代小农经济产物,已经严重衰亡,并成为革命的反动力量。它对中国有如下消极的影响:
1、 旧的封建文化是禁锢人们思想的绳索。它不但是二千年来下层民众忍受剥削、甘受压迫的麻醉剂,更是统治阶级借以奴役民众的工具。它还被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所利用,成为新一轮独裁统治的迷幻剂。“在消极方面帮助中国资本主义政权稳定,直接去防抑青年思想的发扬,而间接的打击民众要求解放的生气,使垂危的南京统治因此能在动摇中容易措手。”
2、 封建文化是社会发展、生产力发展的羁绊。邓演达曾两度游历欧洲,研读了一些马克思的著作,并吸收接纳为自己革命思想的一部分。他认为中国的旧封建文化是落后的小农经济的产物,反过来又限制了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无论是孔教的三纲五常论,还是“黄老的无为而治之论”,为中国社会维系了一种“和平、忠厚、习于故常”的社会生生活格调,结果是“始终限于几个简单的概念,不能向前进展,成为系统的理论”。邓演达主张建立平民政权,实现节制资本(国家资本主义)和耕者有其田,以准备向更高的社会阶段过渡。他在《南京统治的前途及我们今后的任务》中再一次痛批“孔教”,指它“禁欲的不动主义的礼教,甚不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开展”,“落后残存的意识形态也可以阻碍历史的前进”。
3、 封建文化是中国社会风气“虚伪苟偷的护符”。邓演达认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臆说,三纲五常的秩序;而忠孝节义尤为使臣下子妇女片面的受长上父兄男子役使的‘美德’”。这里的“臆说”“美德”实际上是在批判“孔教”所规定的伦理秩序是统治阶级的工具,使他们的贪婪腐败、寄生剥削成为合法。邓演达主张女性要自立自强,主张青年人要刚健有为。他认为,受中国封建文化影响,中国广大妇女“幽娴贞静”,并缠小脚;青年男子则“优游不进”,甚至打吗啡针和抽鸦片烟,极大地败坏了中国社会风气。
(二) 对新文化和国外宗教文化的态度
从“五四”运动开始,各种新文化的思潮不断地冲击中国。邓演达从政治家、军事家的角度对当时那些思潮进行了评判。他的文章中有两种观点是比较明显的:一是对“新士大夫文化”的厌恶,另一点是对西方文化中活跃的、富于行动性的文化思想的欣赏。
1、 对“新士大夫文化”的批判。邓演达认为,夹杂了旧中国文化和二三十年代传入中国的西方宗教与文艺的“新士大夫文化”,其实质是“买办文化”。这种“士大夫文化”把欧洲的衣服饮食用具礼仪风尚引用,却没有将它们的精髓学到,与中国的旧文化结合形成了风花雪月,无病呻吟的贵族文化,形成了一个“不了解社会,更不要说参加社会的生产行程”的阶层,成为新的享乐、欺骗愚弄人民而奉承其主人的遵命文化,也是中国革命群众应该与它们“结算”的。邓演达基督教是心存好感的,但对“统治者的基督教”又非常不屑,认为他们认识浅薄,对蒋介石的“受洗”更是持讥讽态度。
2、 崇尚各种文化中的“行动主义”。作为军事家,邓演达对中国 “手无缚鸡之力而意志薄弱的白面书生”的士代夫文化非常厌恶,而与之相对的,是对各种文化中“勇于力行”的欣赏。邓演达对蒋介石的人品、独裁统治是极力反对、坚决斗争的(这也导致了他被蒋介石秘密杀害的结局),但他的文集中多次赞许蒋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实行家”身份;邓演达还赞扬日本的“王明阳式的,有勇于力行,不计生死的神秘性”的“孔教”,认为它给了日本人维新的意识;他还谈到土耳其的“左手持可兰经,右手持剑”的奋斗精神与欧化结合,走上了资本主义化的阶段。从这些字里行间中,可以看出邓演达对奋斗的文化、行动文化的认可与推崇。
(三) 对“平民文化”的追求
邓 邓演达一生都在追求“平民革命”的成功,在文化建设方面,主张消除“士大夫阶级”,批判式地“输入”欧洲文化,建立“平民文化”。
在《中国内战与文化问题》一文中,他提出“中国将来的文化,是新的经济结构的函数”,并指出中国的文化应该“一面从封建的束缚解脱,要获得个性的自由;一面却又须自己紧束自己,形成一个新的集体生活。这个自由而紧束的性格实在是最近的将来中国文化的象征。”这应该是他对于“平民文化”的目标的定义。
关 对于实现平民文化目标的途径,在《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中,明确提出了推行两项政策:“文字普及政策”和“教育政策”。关于文字普及政策,他提出了“限制文盲,流通白话”、“限期普及注音符号及简字并统一读音”、“普及文盲救济运动”等三项政策。关于“教育政策”,更是提出了“限期推行无偿的义务教育制”、“举办普通的农业教育,劳动教育及其他职业教育” 、“确定教育经费,改良各级教师之待遇,保障教师职业之安全,规定养老金制”等八项主张。这些主张为大多数平民能接受教育、提高全民素质规划了路径,充分体现了邓演达的远见卓识。
(四) 邓演达的艺术观
邓 邓演达于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间写给《中央日报》副刊的《新艺术的诞生》一文比较罕见地反映了邓演达在艺术方面的思想。 “我们今后的艺术,不是贵族和一切压迫者剥削者的泄欲场;我们的新艺术,是生活的抽象。……刀光剑影,火焰硝烟,就是我们艺术舞台上的喜剧。”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于“平民文化”的内容的设想:横街曲巷的市井生活、田间矿山的农民工人的劳作、平民大众打破旧制度建设新秩序的游行、甚至复杂残酷的政治斗争和硝烟弥漫的战场……这一切都可以成为艺术创作的源泉。艺术应该是“现在的火焰,未来的光明”。
二、 邓演达文化思想的先进性与局限性
邓 邓演达的文化思想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末至3O年代初,印有深刻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印记,总体来说是进步的、对当时中国的影响是积极的。他继承和发扬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提出了扫除封建旧文化、建设“平民文化”的目标,指出对欧美文化要选择性地吸收其精华,并与“临委会”的同志们共同制定了“平民文化”的政策路径……这一切都显示出他作为一个卓越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对中国社会深刻的思考和“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担当精神。
然 然而,受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邓演达的文化思想难免有其激进片面之处。主要表现为:其一,对中国文化“已经衰亡”的论断,把中华文化中博大精深、光辉绚烂的一面也否定了。其二,他用 “战争的地域的制限”和“战争的内涵”来解释中国文化的“单调、停滞不进”的原因,以及他对“新士代夫文化”的批判,都也显示出他的文化思想带有很强的政治性——毕竟他是一位政治家、军事家,而非历史文化的学者。
三、 邓演达文化思想的现实意义。
1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1979年,党的第十一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高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目标。时至今日,中国文化已经取得了“大发展、大繁荣”,但仍然存在许多矛盾与问题,例如:中国和西方文化的矛盾、文化的教化作用与享乐主义的文化的矛盾、“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矛盾……不一而足。解决这此矛盾的基本原则,毛泽东早已提出了,那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但在具体问题的分析中,邓演达的文化思想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一) 文化应该承担起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责任。邓演达的思想中,最为坚定的是“革命”思想。他所提出的打倒封建旧文化、消除“新士代夫文化”,都是为了摧毁那些消极的、禁锢人们思想、限制人们自由、维护腐朽黑暗的统治的力量。这是对文化积极作用的褒扬,也是我们今天常说的“弘扬正能量”。
(二) 当代文化建设需要平民思想、民族特色。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国家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发展文化产业……已经远远超出了邓演达提出的“平民文化”的政策路径。然而当代,由于物质文明的极大提高、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西方意识形态的不断冲击,大家普遍认为我们的社会充满了浮躁的心态,一些人、一些地区、甚至政府部门,在进行文化建设时,往往向精英文化、西方文化倾斜。一些奇奇怪怪的建筑、一些莫名其妙的“文化艺术节”就在此列。对于这些现象,我们应该重提邓演达的“平民文化”的观点,让真正的文化贴近大众的需求、为大众所接受。
(三) 文化艺术应该源于真实的生活,才富有生命力。邓演达的《新艺术的诞生》一文中表现了他对生活的热情、对现实的热爱,认为这些都是艺术家创作的题材,这对当代中国的艺术创作是很有意义的。现代中国的不少文艺作品,缺少创新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脱离实际、缺乏生活气息是另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最典型的如电影《无极》、《十面埋伏》、《小时代》之类,虽有宏大或华丽的拍摄技巧与演员阵容,但整体是脱离实际,不知所云,最终于只成为文艺界的笑料。相反的,一些源于历史、源于真实生活的影视或文学作品,如《秋菊打官司》、《霸王别姖》,甚至《舌尖上的中国》这样的记录片,还有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莫言的《红高粱》《生死疲劳》等,撇开他们的艺术性与思想性不谈,仅从内容上来看,就充满了生活气息、表现的是朴实鲜活社会状态,因此也深受群众的喜爱,历久不衰。
(四) “封建礼教文化”仍阻碍着我们今天的法治建设,仍然需要坚决摒弃。今天,孔子的思想与儒家学说在已经得到了正确的评价,甚至在近年来的“国学热潮”中,《论语》、《孟子》等儒家学派的作品成为青少年的必读经典。我们当然需要弘扬国学文化,但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正如邓演达所批判的那样,儒学所倡导的“三纲五常”和“尊卑有序、亲疏有分”的社会伦理制度,它的核心是等级制度、官本位、人治(而非法制)……与我们今天倡导的“自由、平等、公正、法制”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严重对立的。如果我们不加以识别、抵制,而是任由它继续深深地植根于社会意识中,传播泛滥,将会干扰法制建设的进程,消解我们对法治建设的各种努力,使我们的社会建设停滞不前。
总之,邓演达的文化思想虽然不如他的革命思想、经济思想那样在那个时代中卓而不凡,但在中国的文化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今天我们研究邓演达的文化思想,要继承他的优秀的、积极的部分,发扬他“艰苦卓绝、奋发忠勇”的精神,为现代的文化建设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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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梁海珍,中山市技师学院教师,农工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