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榄支部  杨伯钜

前中华邮政于1932年发行了一套分别印有六位烈士头像的普通邮票，全套 12枚。每位烈士像各两枚。六位烈士都是孙中山先生的战友，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著名志士和功臣，其中五位是被袁世凯或国民党右派刺杀的，只有黄兴是因病去世，而他与孙中山先生的关系更非比一般，这种关系既反映出黄兴在近代中国民主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丰功伟绩，又可反映出孙中山先生待人处事的革命原则和博大胸怀。新中国成立后，邮电部于1986年为纪念辛亥革命75周年发行了《辛亥革命著名领导人物》一套共三枚邮票。第一枚主图是孙中山先生，第二枚画的就是黄兴。可见黄兴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及其与孙中山先生的战斗友谊。

黄兴是湖南善化（今长沙）人，生于1874年，原名轸，字克强，1904年在长沙参与组织华兴会，策划长沙起义未成，次年在日本拥护孙中山组成中国同盟会，任执行部庶务，居协理地位。1907年起，先后参与或指挥钦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廉上思起义、云南河口起义和广州新军起义，1911年与赵声领导广州起义，率敢死队进攻总督署。武昌起义后，他从香港赶到武昌，被推为革命军总司令，在汉口、汉阳对清军作战；后来被推为副元帅，主持南北议和的谈判。1912年南京政府成立，任陆军总长。临时政府北迁，任南京留守。1913年7月任讨袁军总司令，失败后流亡日本，后来赴美，仍积极策动讨袁，与孙中山呼应。1916年袁世凯死后，他回到上海，于10月10日突患严重胃出血，延至10月31日晨去世。他逝世后的第二天，孙中山先生发表了《致中华革命党各分支部同志函》，一开头就说：“黄克强先生自创同盟会以来，与文同事，奔走艰难，迄于今日。”接着，从黄兴病发开始，叙述了其病情发展和治疗过程，直至他逝世前的病状和抢救情况，函末是：“为国为友，悼伤百端！谨告同志共鉴察之。”12月21日，孙中山先生还撰写了一副长联哀悼黄兴：

常恨随陆无武、绎灌无文，纵九等论交到古人，此才不易。试问夷惠谁贤、彭殇谁寿，只十载同盟有今日，后死何堪。

以此看来，孙中山先生与黄兴自共事以来，似应是一直亲密无间、共同进退、互相支持了。其实不然。由于观点不同，策略有异，在有些重大事件上，黄兴并没有与孙中山先生紧密合作、步调一致，只不过孙中山先生在坚持革命原则之余，具有恢宏的容人之量。孙先生并不唯我独尊，而是善于体谅别人和尊重不同意见；并不搞秋后算帐，而是努力求同存异和赞赏别人的功力。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杀后，孙中山先生与黄兴等商讨反击袁世凯的对策，孙先生主张采用武力速战，但黄兴主张“法律解决”，寄望于调停斡旋，以致丧失起义良机，使袁世凯得以借力反扑，导致二次革命失败。孙先生被迫再次流亡日本，于1914年在东京组成了中华革命党。但黄兴这次却不愿入党，另立主张拟以暗杀对付袁世凯。孙先生怎样看待这件事呢？在1914年5月29日致黄兴的信中，他开头就写道：“英士以兄不入会致攻击，此是大错特错。盖兄之不入会，弟甚满足。”接着，孙先生坦言了自己对黄兴在二次革命中的策略及其造成的后果的不满之后，又坦率说了任由并尊重黄兴不如会（不入党）的理由：“及今图第三次，弟欲负完全责任，愿附从者，必当纯然听弟之号令。兄主张仍与弟不同，则不入会者宜也。此弟之所敬佩而满足者也。”对与自己不止一次意见不合并且分道扬镳的同事，孙先生不发怒，不怀恨，而是让其保留己见，最多只是坦言陈情而己，并不把己见强加于人，而且还继续珍惜相互间的友谊，在信末还写道：“此后彼此万不谈公事，但私交上兄实为我良友，切勿以公事不投而间之也。幸甚。”

由此看出，孙中山先生作为中国革命史上的第一位大总统、大元帅，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革命元勋，汪涵海量而不居功自傲以势压人，能以坦诚平和、体谅宽容的态度来对待政见不同、甚至反对自己的同事，而且事后不计前嫌，对之一如既往地团结、关心、爱护和敬重，这正实践和印证了他就任大总统不久后在《复蔡元培函》中的这句话：“弟无世俗睚呲之见也。”我想，这事例可作为他的“博爱”和“天下为公”题词的注脚之一；这事例体现出的他的博大胸怀和恢宏器量，是他于生前和逝世后对广大龙的传人具有巨大凝聚力和感召力的原因之一。我想，这种博大的胸襟不仅令我们敬仰，而且也是我们做人、做事包括专职或业余从事集邮活动时的榜样。如果做得到，那我们自身就更趋纯洁；人人做到了，我们的事业将更显崇高；也只有做到了，我们的集邮活动才能迅速发展。

愿我们上下一心，永远牢记并实践孙中山先生于1912年元旦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所说的这句话：“皆以诚挚纯洁之精神战胜所遇之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