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4年10月19日 作者：谢宁（北京大学） 来源:学术批评网 

近年来，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特别是《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的颁布，进一步明确了党外人士配备的政策。各级人大、政协配备党外干部和代表人士的工作都取得了新的进展，同时有大批优秀的党外干部进入各级政府部门。国家科技部长、卫生部长更是直接由党外人士出任，党外人士担任政府部长职务，是三十多年来从未有过的，充分显示出中央在选拔任用党外干部方面的决心和魄力。 

党外人士群体中存在着大批层次高、素质好，并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优秀人才，其中也不乏许多具有政治才能和领导能力的同志。应该让更多的党外人士进入各级人大、政协和各级政府部门，加大选拔使用的力度，更大程度地发挥他们的作用。但是，对于党外代表人士进行政治安排和实职安排时也不能简单地认为越多越好、越快越好，而是应该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对待。 

首先，对于那些专业上非常突出，且正处于创造力高峰的党外人士，一般不宜急于进行政治安排和实职安排，特别是不宜急于进行实职安排，让其从事实际的管理工作。众所周知，尽管现在中国各类高级知识分子，各类专家、学者的数量空前，但真正能够在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等领域做出突出贡献，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拔尖人才极为匮乏。其中一项显著的表现就是虽然我国的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前列，但却没有多少自己的核心技术和专利，多数行业处于世界产业链末端，在获取有限加工费的同时，伴随着资源、环境方面的重大代价，以及劳动者极低的收入保障；思想、文化、科技、教育等领域对世界上更是没有多少影响力，迄今没有产生过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除去其他因素之外，各类优秀的创造型人才的缺乏应该是造成这种局面的最主要的原因。与此同时，我国各级政府机构的庞大、臃肿，各类官员的数量之多、耗费之巨，也是人所共知的，早已达到国力不堪重负的地步。以极为有限、极为珍贵的专业人才，又处在创造力旺盛的时期，不去专心从事创造发明，反而急于从政，去补充数量极为庞大的官员群体，应付各种事务性的工作，实在是用非所长，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极不划算的。 

已故的党外代表人士王选先生的经历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借鉴。王选在创造力正处于高峰的时期并没有担任什么社会职务，而是一心一意从事汉字激光照排技术的研发，开辟了汉字排版印刷的新时代，以技术上的优势战胜了这一领域的国外厂商，占领了国内外汉字排版印刷的市场。而在他已过了创造力高峰之后，才开始担任了九三学社中央及全国政协的重要领导职务，并以其杰出的贡献、巨大的影响力，成为民主党派的旗帜性人物。如果在王选刚刚取得一些进展，有一点成绩的时候就急于让他担任行政职务，就很难想象会对他技术上的突破产生什么影响。此类情况并不少见，有的党外人士在专业领域蒸蒸日上之际，就进行了实职安排，结果整天忙于事务性工作，本来很有成绩和希望的专业领域反而被放到次要位置，很快沦为平庸。不仅对党外人士如此，对其他杰出的专家、学者，技术人才，都不宜非要安排行政职务，以免影响他们业务上的进展和创造力的发挥。 

其次，对党外代表人士进行政治安排和实职安排时不要过多地考虑年龄、行政级别方面的限制。进入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以来，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进一步发展完善，越来越多的党外人士进入各级领导岗位。但是目前在许多地方或部门，对于党外人士的选拔使用还存在不少限制。例如要选拔党外人士担任实职干部，如果是一个副局级岗位，往往要求其担任过正处级职务，同时还有相应的年龄限制。党外代表人士往往多年从事专业工作，到取得一定成就和学术声望时一般也不会太年轻了，又不宜让他们在业务发展的高峰期从事管理工作。到适合进行安排时，他们在参政议政或行政管理方面可能还没有任何经历，年龄也可能偏大一些，因此不能按一般党政干部的选拔原则要求党外人士。党外代表人士多数是大学的教授或科研院所的高级研究人员，教授是没有行政级别的，即使担任了学院院长、系主任，按行政级别只是处级干部，学院下面二级系的系主任，或者系下面的教研室主任，如果硬要套行政级别就只能按科级干部对待。至于在大学里十分重要的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等机构，更是没有什么行政级别，而这些职务常常都是由学术地位、社会声望很高的教授担任。实际上许多著名学者一辈子担任的最高职务可能就是教研室主任了，更有不少著名学者从来都没有担任过行政职务。 

近年来在党外代表人士的政治安排和实职安排上出现了越来越强调行政级别的倾向：许多优秀的党外人士因为没有担任过行政职务，或行政级别不够就不在选拔之列；有的党外人士准备安排在人大、政协或民主党派中任职，也往往要求所在单位为其安排一定的行政职务，搭好所谓的“台阶”。虽然按台阶晋升职务的规定有一定合理性，但是也不宜将其绝对化，将任职经历看得过于重要，将领导职务的门槛看的过于特殊。我们知道人们获取的知识和能力有的来源于直接经验，有的则来源于间接经验，担任领导职务确实需要一定的能力，但是这种能力更多应该体现在分析和判断问题能力的高下，为人处事的分寸，是否公平正直等方面，并不一定都要在担任领导工作后才会具备。有的人从来没有当过干部，但一上任就很有章法；也有的人当了一辈子干部，甚至是很高级的干部，但仍然昏庸无能。此类现象不胜枚举。 

许多党外人士多年从事专业研究，取得专业上的成就已经付出了很多时间精力，如果适合进行实职安排，就不能要求他们在行政职务上都要走过所有的台阶，不能按照党内干部的培养选拔规律要求党外干部。对于那些学有所长，综合素质很高，并确实适合担任行政职务的党外人士，只要注意加强培训和岗位锻炼，他们的领导能力和参政议政能力就会很快得到提高。 

第三，对党外代表人士进行政治安排和实职安排时要考虑到他们实际的参政议政能力和管理工作能力，并不是所有的党外人士都适宜于参政议政或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有的党外代表人士专业能力很强，但却不懂政治，更不懂管理，学术上很有建树，但对政治问题可能只是一知半解，对管理工作相当外行。如果让他们参政议政，很可能谈不出什么有价值的见解，如果担任行政领导，更可能会不知所措。对于那些不适合参政议政，不懂管理工作的党外人士来说，最好还是让他们专心从事学术研究，不要勉强进行政治安排和实职安排，否则既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又影响了业务上的发展。长期以来在选拔培养领导干部问题上强调要“知识化、专业化”，一般可能理解为担任领导工作要有比较高的学历，有自己的专业，最好是专家出身。所以各级官员中学历高的、有专家身份的越来越多，有的本来学历不高，也要利用职权搞一顶博士帽戴戴，弄一个教授当当，但实际工作能力未见任何提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就曾批评说现在有些干部学历越来越高，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越来越弱。应该看到政治工作、管理工作其实也是一种“专业”，并不是学问做得好、学术地位高就一定会做政治工作、管理工作。不仅部分党外专家学者中存在“专业内行、管理外行”的情况，即使现在大量专家学者出身的领导干部中，许多人的实际管理水平和工作能力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问题在于只看重了他们的高学历和专家身份，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些同志是否具备管理方面的专长，是否是管理工作的“专家”。 

对党外代表人士进行政治安排和实职安排时，应该特别注意把那些具有优良的专业素质，较强的参政议政能力，能够仗义执言，特别是能够关心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注社会民生问题，能提出建设性意见的党外代表人士选拔推荐到各级人大、政协及相关政府部门进行政治安排和实职安排。对于进行实职安排的党外人士，则更要考虑他们是否有这方面的兴趣，是否具备管理方面的专长，以便于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平台，让他们充分发挥作用。 

第四，对党外代表人士的安排使用要切实改变“官本位”的评价体系。有些党外人士正处于业务发展高峰，或并不一定适合参政议政和从事管理工作，但仍然进行了政治安排和实职安排，其目的只是为了提高他们的地位，显示对他们的重视程度。虽然“官本位”制在中国有长期的历史和影响，但历史上还是有许多不愿为官的名士，即使在并不遥远的过去，大学教授、尤其是有名望的教授还是很有社会地位的。但现在就是在以学术为本业的大学和科研院所，行政化的色彩也非常浓厚，“官本位”的评价体系无所不在。学术上非常出色的教授，如果不担任校长、院长、系主任等行政职务，对学校乃至院系的事务实际上是没有多少发言权的。教授担任行政职务，往往被认为是一种“提拔”，甚至出现了几十个教授争当一名处长的事情。一方面对党外人士进行政治安排和实职安排似乎是一种“重视”、“关怀”，不顾其是否适合这样的安排；另一方面又在对党外人士安排时设定出种种条条框框，必须担任过什么行政职务，够什么级别等等。其根本原因都是受“官本位”评价体系的支配，一个人真正的贡献和成就，真正的能力和威望，在官员等级面前都是次要的。这样的评价体系已经从根本上影响了人们追求真理、追求创新的动力，当所有的专业人士都要以官员的要求、好恶为准绳，以官员的身份为荣耀，那么一个和谐的、创新型的社会只会离我们越来越远。必须让所有的人才，特别是各种专业人才，只需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需要任何政治身份、官员身份，就能够获得社会的高度认可，这样的社会才是正常的、健康的。 

对党外代表人士进行政治安排和实职安排是统一战线领域的重要工作，应该拿出更大的魄力，迈出更大的步子。但同时更要注意破除各种不必要的条条框框，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使党外人士能够在不同的岗位上各尽所能、各用所长，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建设，为我国的科技创新、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此文获北京市委统战部颁发的2010年度北京市统一战线理论研究和调查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